10月20日,“2023《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发布会”在京举办。太阳集团tyc151教授郑新业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能源领域的投资有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预期是影响能源投资的重要因素。
郑新业表示,在能源领域,重大的政策宣示会影响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进而通过成本、收益、贴现率三种渠道影响投资的收益成本分析,这种影响能够产生的前提是预期承诺可信。因此,中国的“双碳”承诺本身,就是重要的零成本能源政策,能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郑新业提醒,政策不能“翻煎饼”,否则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严重干扰大政方针的预期效果。
对于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给系统带来的挑战,郑新业强调应该更多地通过与市场激励相容的机制来解决。在他看来,当新能源渗透率不断提高,新能源发电企业又无法提供“标准电”时,可能是电网平衡、新能源发电企业自平衡或者在市场上寻找其他电源来帮助平衡,从而保证输给电网的是“标准电”。具体如何选择应该交给市场,政策不应该只支持某一种选择,这会导致其他选择不可行。“有的时候政策要退坡,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多给市场选择”,郑新业强调。
以下为郑新业演讲全文。
感谢《财经》邀请我第二次来,每次来这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论坛有它的特色,听众不仅仅是有学界的,还有很多业界听众,我们希望给业界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知识的增量,每次我都很认真地准备。
我今天给大家想讲这个领域这几年的变化,不管能源还是碳,门槛是很高的。我的观察是,既要希望政策起作用,也需要政策科学地起作用,这是非常大的学问。有关能源发展和双碳目标,二十大报告是目前为止最科学的安排。
今天我的题目叫“政策减量优化”,我给大家讲三点:
第一是政策的总原则,希望理性预期以应对长期的变化和风险。能源领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个领域长久以来就是以不确定性著称,它受技术的变迁、政策的变迁、地缘政治变迁各种各样的影响。因而如果你之前是在一个确定性的领域,来这个领域的时候,请务必万般小心,这是一个很难应对的领域。第一步给政策的总原则是理性预期。
第二,资金的分配原则。前几年我们谈的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现在谈新型能源体系,变化背后有没有新的意义?
第三,完善政策工具。比如现在可再生能源安排不好办,不好办的时候有更重要的政策规定。我们希望探讨一种机制,帮助大家理解它的经济学的性质,它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经济学处理不确定性是非常成熟的,我们希望引进几个概念,帮助各位理解不确定性的应对,以及处置可再生能源的一些可能的政策主张和选择。
第一个内容,大家都知道理性预期在经济学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靠这个获奖,长久以来研究理性预期是经济学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能源的问题也一样,能源领域是长周期和高风险。几乎所有的能源都是以亿为单位投资的,都是以30年、50年为单位来看的,因而任何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做成本收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的时候,有三点一定要注意。
以电力为例,比如火电要持续多长时间,在它的生命周期内,发电小时数是多少,电价是多少,成本是多少,大家都是在预期多少年之内是什么水平。不管是收益、成本、发电小时数、电价还是资金利息。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贴现率,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机构的贴现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冲击会形成理性预期,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比如2006年的《可再生能源法》。如果这种承诺、政策冲击是可信的,每一个业界的决策者,一定会在它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要么纳入成本,要么纳入收益,要么纳入贴现,要么纳入资金成本,要么纳入可利用小时数,要么纳入价格,要么纳入税收。总而言之会通过成本、收益、贴现率至少三个渠道影响成本收益分析。
我们专门研究了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是如何影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可再生能源法》影响了能源的投资结构,而且是提前影响。社会一旦形成预期,社会就提前把《可再生能源法》的影响放进来了。
总之对于能源投资,理性预期是特别重要的,而能够形成理性预期重要的前提,是承诺可信。能够把预期形成政策宣示的前提,第一要位阶高,第二不能变。
所以我经常想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最大的零投入的能源政策,因为它通过预期影响了千千万万个企业的行为,通过预期影响的企业的预期成本,预期收益以及贴现率,通过这三个维度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极大地推进了化石能源的退坡、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的上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美联储写过回忆录的主席Paul Volcker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美国预期通货膨胀应声而下。传统的经济学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牺牲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是更聪明的政策干预,或者叫无痛苦的政策干预。
能源领域中也这样,但是这个承诺一定要是可信的,所以政策不能“翻煎饼”,否则就会极大的影响政策的预期。而我国政府做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是最可信的理性预期。
大家不要轻易因为某项具体政策的变动而改变你的投资行为,这是第一点:因为可信是预期管理的关键,政策不确定性会严重干扰大政方针的预期效果。
第二,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公共资金减排效果均等化。
这几年大家看补贴补的挺多的,现在能源转型有两条技术路径:一条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这条技术路径,一条路径是煤电+CCUS(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这条路径其实复活了。争议在CCUS这条技术路线的边际成本是下降还是会递增?
两条技术路线的补贴,我们要补贴可再生能源,也要补贴CCUS。我们的补贴不管是补贴CCUS还是补贴可再生能源,谁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减排一样,就补贴谁,不管出身,不管技术。政策应该让市场去起作用,谁带来的减排效果高,我就补贴谁,直到两者相等,这个时候社会是最优的。
存在两条技术路线的时候,我们不能人为补一种,忽略另外一种,对社会而言,效率最大的是公共资金补贴效果均等化。
第三,可再生能争议很大的一点,它确实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时有时无。它有很多优点,但总而言之它是不确定的。
对不确定性而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占5%以内,电网可以自行消纳,电网的收益叫租金。
到了一定比例之上,电网也扛不住了,因此需要额外的成本。这时候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就是自我保险,现在各大企业都在做自我保险,把不确定性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组合变得确定了,我输到电网里面的电是标准电。
我们一直想提一个概念叫标准电,承诺10个小时发10度电我就供10度电,不能有电的时候就供应,没电就停,新能源不发电的时候就一定有其他电源替你顶上,而顶上的电源有资本支出、人力支出,它有成本的。对新能源发电企业而言没有成本,但是社会成本是存在的。
一定要找到一个机制叫激励相容,愿意合作。这个过程一种路径是新能源企业自己解决,供电网的电是标准的电,稳定的电。一种方式是新能源供不上,就掏钱请其他电源帮新能源发。如果出现贵的时候,有无数个新能源企业上市场上买,有无数个其他发电企业向市场上卖,第三种方式就出来了,N个企业买,N个企业卖,市场上就会形成一种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比电网的价格高,企业就会找电网,如果比电网的价格低,就会找这些企业,这三种方式之间哪一种成本低,市场均衡的结果就是演化着谁,这个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强制配储。
无数种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你出台固定的政策,就会导致其他的选择不可行。所以政策也创造市场,有的时候政策要退坡,减量发展政策,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多给市场选择。
这个领域中间风险极大,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呼吁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放在一起可能就不对了,这叫合成谬误。二十大的安排中间,我觉得理性预期是非常好的,但是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尊重、理解这个规律,不要人为的去让政策预期反反复复,让政策冲突,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家做长远决策,这是第一。
第二,我希望公共资金减排效果均等化,不要看某一种产品亏不亏,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有使用价值。如果一种产品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长期靠别人补贴的产品,没有太大的价值,竞争不过别人,也补不了一世。
第三,我希望提一个标准电,能不能让市场自己去解决可再生能源不确定性问题,而不是人为定一个某种具体的方式。
作者:郑新业
单位:太阳集团tyc151
来源:2023《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
责编:马文林
审核:黄阳华 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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