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共鸣。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报告提出的一系列举措，旨在为数字经济培育沃土。而数字经济也为经济转型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60万亿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经济，开启了数字时代，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网络自媒体等一系列新业态应运而生。数字经济以其不同以往的特征和机制，开辟和塑造着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空间格局。

数字生产力革命正在世界范国内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渗透和重构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要素构成看，“数据”脱颖而出，超越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等上升为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对数字资源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竞争焦点迅速从资本、劳动力转向数据资源争夺和攫取。

历史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机器时代”，跨过了“人工时代”，工业经济碾压农业经济；19世纪60年代，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生产力加速发展，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20世纪5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核能的应用为代表，人类进入了计算机和新能源时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急速推进，大数据的领军地位逐步凸显，一大批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相继成立，并迅速占据鳌头。数字经济也快速迭代，由1.0、2.0阶段向更高级演进，数字经济的竞争风起云涌，各国都在争抢下一个数字经济创新与服务前沿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彰显着力量和气势，联合国在《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根据定义的不同，数字经济规模约占世界GDP的4.5%至15.5%。重大的科技生产力革命往往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生产力革命正在世界范国内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渗透和重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GDP占比达34.8%，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短短二十多年，中国已成长为互联网大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和赋能，催生了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网络自媒体、人工智能、云计算、远程控制、无人驾驶等新业态、新技术，以及智慧城市、政务云等数字治理模式。阿里巴巴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数据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7.9%，连续5年贡献率超过50%。数字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宽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着社会治理结构和空间格局。

数字经济已经并正在改变着、冲击着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活动规则和经济发展方式

数字经济表现出的突出特性，是原有经济形式难以比拟的。虚拟性，意味着无形无影，却织起一个网络世界、无量平台；开放性，意味着要素自由流动，主体个性彰显；交互性，即不受约束的共时性对话交流；无限性，即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空间范围无穷无尽；指数性，即信息传播迅速爆发、信息资源迅速放大与价值快速增值，等等。数字经济这个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并正在改变着、冲击着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活动规则和经济发展方式。

一是虚拟性及共享性、开放性、即时性。虚拟性，源自于数字（信息）技术。首先，由0和1组成了一个无影无形、深不可测的虚拟空间，开创了一个有别于实体空间的大千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球表面的一部分，而是在这个实体空间上，外加一个连通实体空间的无形网络世界，人类文明在向新世界延伸。其次，虚拟空间打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概念，导致经济活动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更替和转换。此时的经济运行、要素流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质世界（空间），这个无形的电子空间，冲击着传统（包括思想观念、理论、生产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等），重构着全新的秩序。

数字技术在生成虚拟性的同时，也共生出了即时性、共享性和开放性（跨界、无界），并衍生出了便捷与公开透明。当数据信息在以光速传递的世界（平台）中运行时，延时克服了，秒杀出现了，排他性消失了，地域差异的裂痕弥合了，数字技术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平台）。这个新世界，充满了日益滋生的海量数据，打破了信息不对称，改变了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的诸多行为。对传统经济学许多原理也产生了冲击，诸如：“理性人”假设由有限理性转向高度理性，边际成本递增转向递减，边际效用递减转向递增，研发、服务环节重视度陡升，一般技能劳动者占比减退，等等。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所说，网络以其独特的超大功能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同样，网络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二是指数性及可复制性、无限性、爆炸性。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数据为本源（资源）、以创新为动力、以服务为方向的经济形式和投入产出体系。由此，认识和把握数据的特性和产业系统、市场体系状况就显得十分关键。

首先，“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给、无限使用和无限增长的特点。数字时代，数据资源不仅可以重复使用、复制（静态生长、边际成本趋零、摊薄），还随着使用，时空边界在不断延伸（动态生长、边际收益趋增），其资源规模巨量增长，开发利用潜力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资源及其产生的财富，在单位时间内规模数量的增加速度十分惊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单位时间内的运作效率大幅提高，能在短时间内积累或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许多新兴的电商、科技公司几年的业绩就已经超越许多传统行业企业巨头，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暴富的土壤。小米公司用不到10年的时间，便跻身世界500强；2015年成立的拼多多用不到3年时间，便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同样地，“直播带货”模式的当红主播紧抓这一机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电商销售奇迹。

其次，数字时代，产业系统、市场体系处于一个暴增的环境中。平台日益完善，数据资源能够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第一线信息，便于对接、实现各自的预期。产业系统、市场体系由于是建立在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给的数据资源基础上，创新活力被激发，因此在市场信息对称性不断完善的激励下，产销、供需日益精准对接，消费需求日益提升，经济出现指数增长和倍增效应。

最后，数字经济产生了“赢者通吃”的效应。规模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需求方数量的增长可以减少供应方的成本，又使产品对其他用户更具吸引力，加速了需求的增长，触发正反馈机制，从而形成一家公司或一种技术垄断市场的局面。平台企业正是利用网络的外部性（爆炸性）圈拢吸纳客户，快速实现规模经济。比如，微信凭借其规模经济、技术、渠道等形成了信息交流、支付、购物、缴费等全方位的生态圈，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

三是多样性及分散性、精准性、公平性。数字经济开启了一个“个性化”消费时代。由于数字技术创建了虚拟空间和平台经济，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工具等不断满足用户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数字技术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方式从规模化生产向分散化、个性化定制转变，厂商可以运用数字技术方便地汇集海量客户信息资源，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业务，有效满足多种消费需求，包括以往难以提供服务的部分（如末端消费对象、模拟、体验消费等），产生长尾效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能够做到，在每一个品类上都可实现自身的规模经济。这是以往的生产方式难以企及的。例如，淘宝作为一个典型的长尾平台，具有零库存、无采购成本、库存成本、流通成本，每个商家都可以实现产品的销量最大化。

多样性还表现在用户的全流程参与、消费的精准性实现、个体与中小企业的扩张。由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范围经济的实现条件由产品的相关性转向基于用户数量的规模经济，消费者倾向于选择适合自己的小众商品，客户需求被进一步细分。这样，大型企业时代开始转向中小企业时代，市场原本存在的大量长尾端消费被激活，有了实践空间。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中小型化，市场导向的多元化和精准化有利于社会公平性的实现。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数字经济下，许多沿用数百年、千年的规范失去了魅力，许多颠扑不破的规则、原理不再“放之四海而皆准”。

四是可达性、互通性、渗透性、跨越性、均衡性。数字技术的跨越性、互通性、渗透性突破了地理空间的割据性，消除了距离对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的制约，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得实体空间可达性大为提高。致使实体空间的经济联系由原有的等级阶层联系向新的平等共享式互动发展转移。原有的垂直等级空间被打破，新的无限纵横交错的空间网络得以建立。

数字技术强大的可达性、渗透性，弱化了距离要素的制约作用，把地理空间制约经济活动（空间障碍的摩擦成本）降至最低限度，即经济活动中的空间距离成本在缩减，甚至变得无足轻重，使得市场竞争无限趋近于自由竞争。就空间距离而言，数字技术将整个世界经济连为一体，世界真正成为“地球村”。加上数字信息的完全性（全息性）与传播的快捷性，理性预期增强，推动了经济自由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

数字技术的可达性、渗透性，大大强化了均衡性、跨越性。其实，虚拟空间不仅使人们可以摆脱距离“空间”的束缚，也可以摆脱“时间”的约束，数字技术进一步使人脱离了地理实体空间的束缚，给区域经济带来了革命性变革。由于市场准入门槛大幅减低，那些家庭困难或者贫困人群可以开设虚拟店铺，通过虚拟世界接触世界市场和国际客户，没有大幅的营销费用和庞大的商业体系也一样能够构建自己独特的竞争力。还有那些占地面积小、轻耗能材、低污染的小型智慧型企业等也可以获得最大化发展。数字技术打破了“区位”逻辑作用原理，各种知识、创意和信息可以低廉、自由、高效地传递到四面八方，实现共享，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在社会管理服务层面，这将有助于科学合理的决策，大大提高服务、管理效率，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催生新的资源依托、支撑、锁定模式，如弯道超车、超常发展、裂变式指数型的经济增长等。

数字经济塑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生活的独特机制

数字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太多惊喜，数字经济也已经带来了众多新的生机和发展机会，多少企业由此诞生，走向辉煌；多少人由此沟通，得到了理解和欢乐；多少城市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数字技术建造了一个平等、自由、美好的世界，创生了一个新经济：数字经济。那么，数字经济是通过哪些独特机制来塑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生活的？

第一，引领机制。技术的先进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引领性、引领机制。首先，是技术独特且在持续不断创新，数字经济以高速、超大量的数字信息流（数据资源）跨越空间距离障碍或地域空间限制，以磅礴的气势引领（推动、拉动）着各行各业前行。其次，智能化，数字技术与传感、处理、仿生、智能、控制等技术结合，形成史无前例的智慧产业、智慧城市、智慧社会，大大提升生产力水平，这就是一次生产方式的重大革命。

第二，重置机制。数字经济的魅力还在于它对原有经济活动的重置机制，即改造、分化、重组功能。一是改造功能，或“破坏”功能，表现在对原有产业、传统成分的渗透、融合与破拆、扬弃、改造、整合，“润物细无声”。二是要素换序迭代，原本重要的传统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退居“二线”，数据要素上升为第一线要素，这个变化已经引发经济社会的全方位革新，世界进入了大变革的时代。三是重新洗牌功能，数字技术提供了经济发展新的起跑线，使得“换道超车”成为可能，而不再拘泥于“弯道超车”。

数字技术的进步创新了生产方式，打破了循序渐进的传统发展模式，而使得跳跃式发展模式、平等的发展环境诞生。过去，由于各种条件的渐进性、时序性、累积性等特点，发展不可能跨越阶段。而新技术下，数字经济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发展一个创业/智力型企业，最主要的已经不是场地、办公楼以及原材料、能源，而是最新的资讯、知识（技术）和思路，因此数据资源成为争夺的中心。与传统经济粗放型、长链条型的线性增长模式不同，数字经济依靠知识、信息、数据和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迅捷开放性，呈现出指数型、集约型、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市场进入门槛相对拉平，偏远落后地区也能够摆脱“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的增长路径依赖（锁定），实现直接跨越。

第三，倍增机制。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高速运行的虚拟空间，其间的信息传递是以光速运行的，原有的实体空间已经与之不可同日而语，经济数据的处理、传输，决策的过程、速度都大大提升，经济成果产出的效率和规模空前跃升。数据的价值以网络节点数平方的速度增长，形成了数字经济的倍增（加速、指数）机制。倍增和加速的原理，一是破除了传统的“积累”路径，高效发挥要素作用，人才、科技、知识、技术、研发重要性上升，那些低效的传统要素腾退、失效，如用地要素影响效力下降；二是打破了“硬核”固定成本，一方面有史以来一直难以逾越的“距离因素”影响降低，数字技术大大克服了距离成本，另一方面虚拟空间边际成本几乎趋于零，大大拓展了经济新空间及效率；三是联通了全社会（人类）智慧，集合性、组合性、网络性力量上升为主导（决策依据的信息、知识的广度、深度得以实现），智能化影响攀升，协同和协调不断升级，失误、失策、浪费、低效甚至无效得到抑制；四是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周期，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周期波动规律、固定资产寿命等都已发生质变，从而导致发展上的加速、高效、倍增效应。数字经济的倍增、指数增长机制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必将重构产业体系和创建经济发展新动能。当然，也将冲击、颠覆、重塑经济发展理论。

第四，共享机制。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市场规则，一改以往的厂商、寡头主导的、被动、押宝式的交易方式，为主动、透明的交易方式，市场主体有了平等的地位。这个层面的变化是由数字技术带来的。

开放性，产生了共享机制。在数字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里（也被称为平台），不拒绝不排斥任何市场主体，不分先后，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个开放的空间（平台），且各主体地位平等、信息权益对称、共享。这个空间（平台）具有即时性特征。一方面，平台经济的即时性可以高效传递信息、对接个性化需求（平台通过算法等大数据技术和软件管理为交易双方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开放性调动了广泛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来。这使得个性化、按需生产成为可能，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法为用户画像，利用平台模式改造落后产业、重塑生产方式、精准产品产销，抢占市场先机。比如，淘宝基于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做到服务千人千面，通过AI个性化推荐使得消费者在海量商品中找到真正需要和适合的商品。

虚拟空间（平台）为产权理论的突破提供了舞台，在这个平台上所有者转让闲置商品的使用权，连接了供需双方，创造了价值，实现了“使用而非拥有”“不使用即浪费”的经济学家箴言。《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全球市值最大的20家数字企业中，有40%拥有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平台在用户数量、信息交换、精准匹配、成本效率方面将再度飞跃。数据资源具有无限复制、低成本等特征，由其构成的平台和共享机制可以释放更多的供给和需求，影响着大多数人的机会和收入分配。共享机制，具有开放、整合、外部性、零成本等特性，作为新型生产方式，对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拓展消费市场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点燃创新动力，创业创新，从小众走向大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激发市场潜力，使得线上线下互动旺盛，新需求新业态层出不穷，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得益彰；加快产业链更新重组，使得数字技术大规模迅速地融入实体经济，大大提升要素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确实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实实在在地担当起了重任，不论是应对疫情，大数据筛查、健康码、追踪锁定，还是社会管理等方面；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业、学校、个人；不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数字经济都作出了超常表现和贡献。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经奠定了未来的主流和主导地位。

（作者：付晓东，太阳集团tyc151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太阳集团tyc151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静田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年第2期。

②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③Schor J B. Does the sharing economy increase inequality within the eighty percent?: findings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latform providers[J].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017,10(2).

文稿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