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议，通过降低增值税、所得税等来抵消碳税，从而降低企业负担。

国家提出“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郑新业认为，目标实施将带来身体健康，自然灾害减少等诸多红利，但也需关注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在前景向好的大方向之下，“大众并未意识到碳中和、碳达峰带来的价格冲击和控电可靠性冲击。”

郑新业表示，供给侧需要核算电气化改造、水电与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成本，促使替代方案价格更低。从这个角度来看，火电作为非常重要的候补力量，目前不能完全退出。另外，需求侧国家应该停止对高耗能产业的补贴。

“由于不同省份间存在差别，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不能整体对待。”他按照收入与排放划分了四个象限，北京、上海等高收入、低排放为为第一象限，广东、浙江等高收入、高排放为第二象限，海南等低收入、低排放为第三象限。与这三个象限相比，位于低收入、高排放第四象限的河北、山西等地实施过程更为艰难。

从国际上来看，郑新业建议多边机构项目碳中和，全球碳税协同。郑新业直言，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碳排放空间，没有道理进行限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与适应都很重要。

他还提出“代际减排成本均等化”概念，即根据每一代人整体收入来决定对减排的贡献。例如，随着中国服务业增长，下一代人整体收入将会有所提升，由此带来减排投入提升。这样来看，中国在2035年后对降低碳排放的承受能力更强，与此相关的重大政策可以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