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剖析了贸易增加值度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分析路径的差异。然而在贸易增加值的计算中,增加值率作为对生产与收入关系的一种关键度量,只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这样就无法全面解释为什么我国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为此,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内涵及其比较静态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增加值率的高低不只反映技术,也受到各种分配因素的影响。一国增加值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努力,也同样与现有的国际分配体系及制度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我国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且持续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际分工背景下技术与分配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本文选择了中国104个地级市20012008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对城市二氧化碳（CO2）边际减排成本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基于参数化的方向距离函数模型,本文发现:样本城市的CO2边际减排成本为967元/吨。从地区来看,东部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从省份来看,上海最高,陕西最低;从城市来看,上海最高,张家界最低,两者中位数比值为48:1;从时间上来看,边际减排成本一直攀升,城市间的差异化日趋明显。城市边际减排成本与单位GDP排放的CO2水平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负相关,并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

乡镇层面的城镇化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不同,它除了从需求角度影响存量劳动力的就业外,还会从多个维度冲击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并改变劳动力蓄水池的容量。基于河南、湖南等五省的调查发现,城镇化普遍提高了各类劳动力的非农供给意愿,但并没有绝对改善非农产业的劳动需求,因而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后果。依托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来推动城镇发展的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推进,非自愿型失业明显减少;在那些脱离周边城市的协同效应而孤立推动城镇化的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滞后,非自愿型失业现象反而加剧。因此,在乡镇层面推动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产业融合的问题,这有待于对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更系统的整体设计。

本文初步探索本次经济扩张时期中国需求管理经验的宏观经济学意义。中国经济的准AK增长模型与制造期投资模型,使得实际经济增长具有投资驱动特征而实际国民收入具有滞后效应。面临容纳滞后效应的修正形式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保守型需求管理政策形成多重国民收入均衡状态,而进取型需求管理政策形成单一国民收入均衡状态,并且能够通过微撞操作而实现中国经济均衡调整的反向软着陆。

本文探索性地建立动态购买力平价PPP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模型化国民经济市场化和开放化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结构性因素,描述实际汇率对传统PPP理论平价水平的系统偏离及其动态演化特征。本文依据国际横截面数据进行动态PPP理论的计量分析,取得动态PPP理论的结构方程和可计算形式,进而情景预测2006—2010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为未来时期人民币汇率的均衡调整提供数值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