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一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城乡经济教研室副主任。2020年7月-2021年7月由校（院）组织部派往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

2020年7月，根据组织安排，我来到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挂职。贵州省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的省，威宁县又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能够在脱贫攻坚最后的冲刺期来到威宁县挂职锻炼，对于我这样一名以“三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党校教师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看山是山

威宁县地处贵州省西部，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核心地带，平均海拔2200多米，峰壑交错，江河奔流。全县面积6295平方公里，与上海市相当，人口约16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38万，属于深度贫困地区。

从贵阳龙洞堡机场驱车前往威宁需要3个多小时，但在几年以前，这个时间是一整天。因此，初到贵州和威宁，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群山和发达的难以置信的道路。“要想富、先修路”，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脱贫难度之大和取得脱贫成果之丰硕，可以从此一点窥见，我心里也油然而起一种感动与自豪。

威宁最让人熟知的是草海。草海位于威宁县城南部，是全国三大高原淡水湖泊之一，有着“高原明珠”之称。由于草海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它已经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自然风光，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作为一个由省委书记挂牌督战的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攻坚上的做法。到任后的前几周里，我调研走访了县城周边的几个乡镇、十几户贫困户，看到了蔚为壮观的万亩高原冷凉蔬菜基地，参观了规模达数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当地政府推动土地集中流转推动农村产业革命，调减了玉米等低效农作物，并安排易地搬迁的贫困人口到蔬菜基地和打造扶贫车间务工，显著地提高了贫困户的收入。在强有力的帮扶政策下，身居大山深处的孩子得以在明亮整洁的教室中上课，身患重疾的老人可以得到近乎免费的治疗，曾经比油还昂贵的水，也从自来水管中流进了全县每一户农户的家中。农村的人居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曾经习惯于在吊脚楼楼下饲养牲畜，人畜混居使得环境卫生十分堪忧，但通过大力推动住房改造，原先居住牲畜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卫生间和厨房，干净整洁的程度与城市住房并无二致。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威宁县，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十分完善

工作之余，我喜欢到老城区和近郊农村到处走走看看。威宁当地农村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民间风俗，作为三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县，在街上随处可见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婚礼和丧礼也时常见到，对老百姓来说，红白喜事都是大事，值得全村人一起出来参与，这些民俗对于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都十分新鲜。

挂职工作还是繁忙的。刚到威宁报到的第一天晚上，县政府就召开了常务会议，会议从8点一直开到接近凌晨1点，第二天是周六，又开了一上午的县委常委会。直到周日下午，我才有一点时间去超市置办一些生活用品。在日常工作中，我时常要到省里、市里开会，县里的接待任务也很繁重，不到一个月，各种会议文件、调研材料就堆满了小半个书架。威宁是扶贫重点县，全国派驻到威宁的挂职副县长包括我在内就有7位，“挂友”之间都是自来熟，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叫上部门和乡镇的干部朋友一起吃饭。贵州人十分热情好客，威宁当地领导对我这个从中央党校来的挂职干部也是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大家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二、看山不是山

贵州最知名的特产是酒，同事、朋友平日里私下聚餐当然也少不了喝酒。觥筹交错之间，大家的关系就走近了，说起话来更加推心置腹，有时候就能听到一些更加鲜活、更加真实的人和事。

谈论最多的还是草海。当我向当地同志表达对草海美景的赞叹时，得到的却常常不是正面的回应。曾几何时，作为威宁的名片，草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游览，在草海里划船、在草海边吃鱼，听着草海的声音入眠，这种模式每年都可为威宁旅游业创造可观的收入。但是，自从2018年草海被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任何形式的旅游开发都不再被允许。不仅如此，为了保护草海，当地政府还累计投入数十亿元资金进行房屋拆迁、环境治理、景观改造，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仅有十几亿元的贫困县，无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并且巨大的投入无法获得任何直接的经济回报。

调研中也发现了问题。万亩蔬菜基地虽然壮观，但合作社常常因为市场不稳定而陷入亏损，农户不种玉米改种蔬菜后，不仅投入的劳动量增大，饲养的牲畜没有了玉米秸秆饲料，养殖成本反而上升。易地扶贫搬迁虽然让贫困户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偏远山区搬到了县城，但却使一些一辈子从未走出深山的妇女被灯红酒绿的城市所迷惑，抛弃了丈夫，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孩子，使家庭破裂。吊脚楼改造后，虽然人居环境得到改善，但不再能养殖牲畜的农户也失去了收入来源，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村庄空心化问题加剧。在“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要求下，贫困家庭的基本医疗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一些历史欠账仍然存在。我在入户走访中，遇到了一个苗族男孩，家里父亲去世、母亲离家，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两年多前摔伤了右腿，限于自身认识水平未能及时就医，落下了残疾，并且耽误了学业，10岁了才上二年级。

改造前的吊脚楼下可以饲养牲畜，改造后的楼下被砌上了砖变为厨卫场所

在生活中，我也参加了一些朋友家里亲戚的婚丧典礼。和大城市不同，这边的礼仪非常繁琐，婚礼的酒席要大办三天，丧事更要持续七天。习惯于快节奏生活状态的我，很不适应这些旷日持久的活动，但出于情面又不好提前告辞，常常陷入焦躁与疲乏。

更大的困扰来自工作中。文件、会议是机关重要的工作载体和方式，但也占用了我大量时间，机关工作的“繁文缛节”也让习惯于自由的我有些无所适从。出于职业习惯，我开始思考和怀疑：一个县，各部门各乡镇里的财政供养人员竟然达到上万人，这难道不是杜赞奇所描绘的政权内卷化吗？抑或是我们一直批判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为找不到答案而苦恼的同时，我也陷入了越来越多无法推辞的饭局之中。然而喝酒并非我所长，好几次饮酒过量，甚至有一回还被送进了医院……

三、看山还是山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巍巍乌蒙山，只有用自己的脚，才能丈量出它真实的高度。我开始更加深入细致地开展调研。

有一次，在老城区一家服装店，老板看我是外地人，就热情地攀谈起来，原来他和他爱人也是从外地来威宁做生意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来这么偏远的地方谋生，他却回答：“威宁是好地方啊，阳光充沛、气候凉爽，还有草海公园，都是免费进的，你看旁边几家商店的老板都是外地过来的。”是啊，仔细想想，我经常到政府楼下吃饭的那家饺子馆，老板是东北来的，从广东来挂职的一位挂友，前不久也在威宁买了房子，准备挂职结束后就留在威宁。的确，小小的威宁，竟然有这么多外地人来这里投资置业，无数人的用脚投票，已经证明了威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准论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加大了调研的力度，先后在全县跑了20多个乡镇，走访了百余家合作社和农户。随着调研的深入，对脱贫攻坚工作和农村产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威宁县从2019年开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并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加之疫情的影响，大多数合作社并未在头两年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是，在各级干部的不懈努力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蔬菜、党参、魔芋等高值农作物的产业链已经开始逐渐搭建起来，不少合作社已经取得了收益。调减玉米虽然对养殖业有一定影响，但种植高值农作物还是使农户收入总体上得到了提高，并且使养殖业发展得更加地规范，农业现代化初具规模。易地搬迁虽然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但在全面的帮扶政策下，各类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机制日益完善，新市民逐渐开始适应城市生活，在我入户走访的搬迁户中，80%以上的家庭反映幸福感比搬迁前更强。在与村干部的交流中，我也渐渐理解了农村看似繁琐的红白喜事对优化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只有通过一次次全村出动的婚丧仪式，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不会过快地被城镇化进程中日益侵入的陌生人社会原则所解构。

在苹果基地调研滴灌技术，走访建档立卡贫困农户

我自己也尽所能投身于热火朝天的脱贫攻坚事业中。我又来到了那个右腿有残疾的苗族孤儿家庭，通过仔细询问伤情，并了解当地医保政策，我决心帮助他治疗腿伤。在没有任何资金、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我先后三次回京，自己垫付了10余万元，安排这位少年在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手术。经过近半年的治疗和康复，现在这位少年已经可以扔掉拐杖自主行走。更令我惊讶和感动的是，进京住院诊疗的约6万元费用，在出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竟然报销了90%，贵州当地的一家公益基金在得知这件事后，也主动捐赠了3万元，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强大力量。

到北京手术前须依靠拐杖行走，手术后回到老家已经可以独立行走

做完这件事后，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大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觉得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然而，新年之后一次有关医疗工作的会议上，我看到了一组令我汗颜的数字，即脱贫攻坚期间，威宁全县排查出因病致贫共1168户3538人、因残致贫1856户6081人，政府对每一户都派了专人帮扶，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由县里安排到县医院、省会医院甚至外省的医院治疗。全县各部门、各乡镇几乎每一个干部都有在农村包保的贫困户，而像我帮扶这名少年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为了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县上下各级干部都突破了工作强度的极限，在脱贫攻坚期间，威宁县一个县就有9名干部因公牺牲。我终于明白了，在中国，政府的工作事无巨细，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承担无限责任，平日里如此，更何况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任务！我们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对市场和政府边界的界定来看待中国社会，也不能用西方国家的政府角色来衡量中国政府。中国基层政府的责任是与其体量相匹配的，这也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所在。

这个制度也有它非常有趣的特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数的工作要由基层来完成，而做起事情来总要有个主次先后。同样重要的事情，谁优先往往取决于体制中不可明言的规则。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不自觉地遵守着它。在给那个受伤小孩治疗腿伤的过程中，我与很多单位打过交道，之所以前期治疗、后续复查以及费用报销等事宜推进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期与县里有关单位的同志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在基层，总是听到“酒量就是工作量”的说法，我想可能也正是这个道理吧。

在挂职即将结束时，我又去看望了这个苗族少年。当时正值苗族一年一度的花山节，外出务工的人们很多回到老家来过节。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自从吊脚楼住房改造后，虽然不能在家里务农搞养殖了，但政府统一组织村里的劳动力到镇上的工地、县城的经开区以及外省去务工，收入更高了。过年过节回到家里，看到干净的院落、整洁的房子、卫生的环境，他们心里很高兴，由衷地感谢政府、感谢党。苗族少年的奶奶做了一桌农家菜，姑父打开了一瓶土酒，在威宁凉爽的夏日中，大家把酒言欢！

夕阳中的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