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太阳集团tyc151承办的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2020)在京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围绕应用经济学科研究重点及发展方向、开放大国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税体制改革、经济新格局与金融发展、数字经济与产业新业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研讨,为“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提供理论指导和解决方案。开幕式及主旨演讲环节采取线上直播与线下会议相结合的形式,线上观看达60余万人次。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一级教授吴晓求在年会上做题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的责任与使命”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今天讲一讲我个人对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一些看法。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 中国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之分,逻辑上说,经济学是一体化的,但在学科目录中把经济学区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得分类,不是说要把经济学的逻辑割裂开来,也不是说应用经济学就没有理论逻辑。经济学还是要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学科,不能停留在象牙塔,既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概括出基于中国实践同时又具有普遍规律的经济学规范,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责任重大,要讨论和概括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要有中国的元素。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具有现代市场内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定有经济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特征。实际上,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透了,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人口众多,产业链非常完整,同时又是一个转型的国家,还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它身上有非常多的需要研究的内容。中国过去40年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如何由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包括应用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经济学都要深度思考和研究的。过去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了一个全面小康、不断开放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这其中,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困难和挑战。对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实践我们要进行科学研究、理性思考和客观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从1978年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到今天超过1万美元,这其间有大量的中国经验需要概括,包括宏观规划、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和产业布局。“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的发改委的宏观规划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定国家宏观规划的作用,因为顶层设计站得高、看得远,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也是国民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大,经济功能显著,制订区域内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应该说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经验。
在中国,针对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制定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的设立,到现在的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东北经济圈等等,这些都构筑了不同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一些理论逻辑和范畴。
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有周期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周期的。如何降低经济周期的消极作用,减弱经济的波动幅度,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合理预期,有一些中国特色。其中,货币政策和金融的作用尤为突出。40多年来,中国金融发展非常迅速,应该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金融业态最多样化的国家。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推动中国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对金融学科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课题和研究对象。M2较长时期保持快速增长,M2存量已经超过210万亿,中国经济GDP规模100万亿人民币,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些国家经常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过去40多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现象,只是在1990年前后价格双轨制及并轨初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就是货币之迷。
在中国,如何推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换代,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同时又要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让他们也获得相应的发展,中国的财税政策,特别是转移支付政策,对此都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在我们政策的设计中,产业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2011年,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4.0时代,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中国经济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世界。在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字经济时代,政策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能让中国产业空心化,重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现象,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都要有很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来看是成功的,我不能说我们的改革一点弯路都没有走,但方向是既定的、正确的。我们在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情况下,完成了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里面有丰富的思想需要研究。
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有大量的丰富内容,滋养着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应用经济学有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随着经济的转型、时代的变化,这些已经确定的无论是目录内还是目录外的学科,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一方面可能要更换学科名称,另一方面,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内涵要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整个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带来的全面挑战,必须高度认识到科技以及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应用经济学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赋予应用经济学中这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以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学科的发展一定要与时俱进的,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在这10多个二级学科中,坦率的讲,有一些蓬勃发展,有一些过去很辉煌,今天似乎边缘化了。不是说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匮乏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没有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甚至拖时代的后腿,观念、思维还停留在40多年前的那个环境中、那种状态中。中国社会浩浩荡荡,只会前行,不会后退,梦想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我们既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可能回到封闭经济的时代,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时代潮流,未来只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赋予应用经济学巨大的内涵与丰富的养料。
二、 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与未来中国经济
刚才我说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过去,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1978年-2020年,我们全面实现了小康的战略目标,中国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未来五年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要从一个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个目标一点都不会比过去40年的目标轻松,可能会更复杂、更艰难。在中国,只要解决了体制问题,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吃饭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过去之所以吃不饱饭,是因为体制、观念的严重约束,体制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能解决的。但是,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对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目标。应用经济学科要认真思考研究在全面小康社会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这15年中,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智慧?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越的一种现象。这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指标,但难以持续,会迅速的倒退回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学术上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十四五”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联合国和OECD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标准,人均GDP12400美元是一个基本门槛。如何跨越它?跨越之后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我们未来15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一目标就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深度思考,但这的确必须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到启示和教训。关于这个话题,我今天就不展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保持高质量人才支撑以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元素。除了制度作用外,十四五时期我们如何推动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科技创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为继。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我们如何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特别重要。这里说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在于思想观念,思想要解放,要有国际视野,要有担当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很难说这样的人才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在未来,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还有诸如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如何面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应作出什么样的应对,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防止产业的空心化,如何保持中国产业体系和价值链的完整,同时又要坚持开放,我们如何平衡好?我们不能搞封闭的经济体系。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是内需推动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开放式发展,是创新驱动科技推动的开放的经济体系。这都是未来我们应用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这其中既包括宏观经济的协调,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布局,也包括财税政策,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的开放和国际化,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提高金融的普惠性,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的效率等,这都是未来面临的重大课题。应用经济学应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 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与科学性的统一
任何学科都要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没有理论逻辑就成不了学科。应用经济学科必须建立在理论逻辑基础上,同时也要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从中概括出普遍规律。这是学者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坚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理性的精神,在当今变得特别重要。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问题,理性地分析问题,不能人云亦云,那不是科学。科学有时候是讲死理的。作为一个学者,有时候是要讲死理的。什么是死理?就是心中的真理,就是那个理论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认知上的缺陷,有些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逻辑,甚至违背常识,我们要用锐利的眼光看出问题,在这里,理性分析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理性、客观,在学术研究中特别重要,它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性的精神,离开了科学的思维,我们就离学术就越来越远了,离谬误越来越近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科应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同时我们又必须要接地气,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有一些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套一些中国数据,就想得出新的结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现象:唯模型论。唯模型论的研究方法走向了一个极端,甚至形成了新八股之风,误导了中国经济学界。我不知道这种研究有多大的价值。我们不能沉迷于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学术评价出了一些问题。我看过一些著名的学术期刊基本上不发表对问题进行理论逻辑或制度分析的论文,我很困惑。用大量篇幅论证人所共知的逻辑,不知道这种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多大作用。当然,整体而言,对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来说,科学性仍要大幅提高,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唯模型论,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要提高,数据和理论逻辑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我相信,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统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重大进步,我也相信应用经济学科在整个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会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共同进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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