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太阳集团tyc151承办的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2020）在京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围绕应用经济学科研究重点及发展方向、开放大国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税体制改革、经济新格局与金融发展、数字经济与产业新业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研讨，为“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提供理论指导和解决方案。

12月5日下午为主题论坛环节，全国高校应用经济学科学术带头人与青年学者代表汇聚一堂，分别就“‘十四五’时期的开放大国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税体制改革”“经济新格局与金融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产业新业态”等四个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讨论。以下为“经济新格局与金融发展”论坛的精彩内容。

论坛上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主持，下半场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建军主持，与会嘉宾依次发言交流。

张杰作开场致辞。他表示，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下，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成为经济发展的双支柱，并对金融领域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希望与会专家可以畅所欲言，希望此次论坛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金融学领域的智慧。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锡良针对金融创新的相关问题作主题发言。他表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向好的同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第一，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的问题。第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错配问题，利润分配不均导致产业资本流向金融领域空循环。第三，过度金融化与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并存，过多金融资源集中于政府平台，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金融创新与企业创新体系密切相关，如何推动科技创新以适应产业升级和未来科技革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刘莉亚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为主题，详细讨论了两种类型的政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发言中指出，党的十九大对金融提出两方面要求，回归本源，回归实体经济，服务中小企业的同时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对于央行来说，在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实施监管政策防范系统性风险。通过对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DID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有效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监管政策作用方向相反，且政策传导机制主要通过企业信用债实现，扩大扩容政策的担保范围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以“金融支持消费发展”为主题，详细剖析了金融对消费支撑的有效性问题。当前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之所以困难重重，不仅是制度建设的问题，金融市场化改革与外部市场化环境不成熟的矛盾也是重要原因。对于发展消费金融能否提振消费这一问题，王擎表示，消费受到供求两方面约束，消费金融只对需求有一定促进作用。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不均衡约束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家庭杠杆的提升严重挤出了消费能力最强的中等年龄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少波以“金融科技与金融本质”为题发言。他表示，金融科技不能也不应该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的前提是信任，金融科技能够有效解决信任问题在于其能够帮助识别借款人的信用能力，在双方之间建立可持续的信用关系。金融科技通过创造新的信息机制和颠覆性的风险评估标准和方法，具有更强的可靠性，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任问题，有利于充分体现和强化金融本质。同时，金融科技需要加强引导和监督，确保金融科技的赋能走在正道。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晔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为主题发言。她认为，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受影响程度最大，央行针对性出台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救助。通过将流行病模型与隔离政策引入DSGE模型，文章讨论三方面问题：第一，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中小企业是否有效；第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如何进行有效搭配；第三，冲击结束后，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效率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余明桂以“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为主题探讨政府平台和企业融资结构之间资源配置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行为。发言指出，首先，政府融资平台因其强可抵押性对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形成替代效应，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劳动雇佣；第二，政府平台融资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对劳动雇佣产生影响。分组研究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受影响程度高于国有企业，高学历人才、销售人员、行政人员受影响程度高。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桂荷发以“好的金融与经济发展”为题，探讨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背景下应该发展何种金融的问题，并提出三点看法：首先，好的金融应该构建多层级股权投融资体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其次，好的金融应该向普惠金融发展，惠及普罗大众、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最后，好的金融应该能够帮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灾难。在短期灾难性冲击中，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来看，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可能是应对未来的正确选择。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徐亚平以“金融脱实向虚与经济发展新格局下我国的金融发展”为题，对金融脱实向虚的成因以及未来金融发展方向进行了总结：第一，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导致金融体系相对滞后发展；第二，过去金融改革重规模轻机制导致金融体制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第三，货币供求失衡；第四，投资与储蓄失衡；第五，资产膨胀形成广义流动性陷阱。对于未来金融发展，徐亚平建议：金融改革转向宏观金融发展与服务的改革；发展多层次金融体系搞活金融，金融结构调整先行；三货币政策保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考虑将房地产价格纳入通胀指数，增强应对房地产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能力。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经济对外循环提供新动能”探讨金融如何助推中国经济对外循环。他表示，过去人民币国际化受到币值升贬值预期影响出现反复，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目前人民币已成为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推动外循环，彭红枫提出以下建议：一、扩大人民币适用范围，完善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推动提升人民币国际定价能力、国际结算能力、国际支付能力，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将人民币适用范围深化到投资领域；二、稳步推进汇率石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市场基础；三、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跨境资金清算效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院长张铁铸以“从资本市场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阐述资本市场发展如何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言指出，从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来看，间接融资占比高；从市值结构看，占比3%的金融业公司市值达到20%，净利润贡献51%，侧面体现制造业企业融资的高成本。从结果来看，虽然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制造业企业并未成长到对利润和市值有足够大的贡献。对于资本市场如何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此提出如下建议：一、发展科创板市场，科创板对于整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服务更具有针对性；二、鼓励更多中小银行上市，补充资本金，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三、通过市场化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以“移动支付改变了中国家庭吗？”为题探讨了移动支付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长期以来，支付清算被视为制度环境因素，缺乏相关研究。尹院长研究发现，首先，移动支付减少家庭现金持有比例，减少社会现金管理成本；其次，移动支付增加居民消费数量和居民消费多样性；再次，移动支付提升居民家庭保险参保率；最后，移动支付对家庭创业的激励效果显著。移动支付已经且未来还会继续深刻改变中国的家庭。

南开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田利辉以“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为主题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进行研究，他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地位、社会协同、治理架构有利于进行实质性创新，拥有更强的创新动机、创新环境和激励。国有上市公司与一般国企相比更加贴近市场，市场监管和信息披露较完善，公司治理相对规范，与民企相比反而具有相对创新优势。并且，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不会挤出同企业，因此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借助国有上市公司来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顺明讨论了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内幕消息的存在性问题。对券商、公募、私募三种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分析发现，三类投资者并未表现出对股市显著的预测能力；对相关性的研究表明，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对收益和交易的相关性；另外，机构投资者收益波动性与预测能力之间也未发现负相关性。上述三种方法均未证明内部消息的存在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在超以“房地产行业冲击下的系统性风险——基于DHDC压力测试”为题研究房地产行业的负向冲击对各行业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将高维建模引入压力测试中，系统性预测了各行业的条件危机概率和条件市值损失。从总效应来看，最可能处于压力状态的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信息技术行业排名较高，金融业危机可能性反而较小。从直接效应看，金融行业的损危机概率较高，但是金融行业的间接效应控制较好。考虑对市值损失的影响，若房地产行业在一个月内下降20%，制造业市值将损失约三分之一，金融行业市值损失约十分之一，对我国经济冲击巨大。

重庆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王兰作主题为“双循环格局下金融如何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发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定位是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产业基地和科技创新基地、内陆开放试验区，成为西部建设的重要增长极。在双循环格局下，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目标分为四点：一、构建突出巴渝优势的世界级都市圈；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区域经济支撑国内大循环；三、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成渝地区内需潜能；四、依托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成以“银行让利实体经济，可能桎梏与权衡之策”为题，详细讨论了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相关问题。他表示，银行业高利润累积是银行业让利实体经济的经济基础；其次，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与银行业盈利背离是银行业让利实体经济的情理条件；再次，防范金融风险是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共赢需要。另一方面，银行让利存在技术约束、微观风险和宏观压力。首先，通过拨备计提利润与当前银行业会计准则相违背；其次，通过降低贷款利率让利对银行业未来稳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再次，银行让利将增大地方财政预算的平衡压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主题分析了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发言指出，当前问题主要是：内需不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最终能否形成的问题；中美战略博弈条件下内生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整体产能过剩和创新供给不足并存的问题。易行健对上述情况提出如下建议：发展普惠金融，使中低收入群体享受金融服务，支持农村信用社和中小银行发展，优化政策性金融；创新建设融资模式支持城镇化建设，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租房和创业难题；利用金融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支撑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支撑消费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