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太阳集团tyc151承办的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2020）在京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围绕应用经济学科研究重点及发展方向、开放大国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税体制改革、经济新格局与金融发展、数字经济与产业新业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研讨，为“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提供理论指导和解决方案。开幕式及主旨演讲环节采取线上直播与线下会议相结合的形式，线上观看达60余万人次。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卓志教授在年会上做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内容。

大家上午好！

首先祝贺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感谢刘伟校长、吴晓球教授以及财政金融学院和应用经济学学院为经济学及其学科建设做的努力和贡献，为我们分享各自的观点所搭建的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应用经济学的“变”与“化”》，就应用经济学学科发展谈一些自己的思考，请大家批评指正。

加快建设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重大的时代使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之一的应用经济学如何发展，不仅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问题，也是应用经济学学者必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关于应用经济学，我认为可以从“学科属性”、“实践属性”、“经济学属性”等来认识和把握。

从“学科属性”来讲，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学术自身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领域和新的方向，逐渐又会形成新的知识体系，推动了新的理论的发展。从传播、教育、传承角度来看，学科是不断发展融合的，我们的专业建设、课程内容等，是根据教育的需要，对不同的学科内容进行选择性的重组。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边界和单一的专门化知识应用，难以解决复杂问题，加之一些传统理论解释力的失灵和效果的负溢出等，都需要理论自身的发展和不同学科间的协同与融合。鉴于此，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应用经济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的碰撞融合中相互启发，在学科交叉中获得新的增长点。

从“应用属性”来讲，应用经济学的“应用属性”决定其必须主动适应、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应用是以解决社会生产、生活、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科研与人才培养，应用学科是联结科研和生产力的纽带与桥梁，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应用经济学直接联系社会经济场景，能敏锐感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与社会变革、科技发展、经济转型等直接相连，同时它天然地把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与战略作为重要内容。

此外，应用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除了一般的学科属性、应用属性以外，其经济制度属性决定着学科的方向与使命。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及体系，决定其必然要承担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因此，应用经济学研究必须根植于我国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注重原创性和时代性，同时要承担起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责任，在正确的思想和价值引领下，担负起创新和繁荣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重任。

在这样一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来看应用经济学的“变”。变就是一个常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发展空间。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层次、速度、广度远超从前，从外部推动应用经济学在学科内涵、学术范式、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式等的深刻变革，从内部推动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全面建构。在我国新时代促进理论思想繁荣过程中，应用经济学本身要与时俱进。

关于应用经济学之“变”，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深层次变革是应用经济学之“变”的根本动力。

首先，第四次科技工业与产业革命推动传统应用经济学的全方位变革。经济学家施瓦布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正颠覆几乎所有的行业，变革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将彻底改变整个生产管理和治理体系。供给与需求的直接融合、大学与社会的反向交流，促进了科学进步。”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影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并通过影响应用经济学研究领域，反向促进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其次，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对应用经济学的解释力、预测力、支撑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伟大实践需要经验总结，需要思想引领，中国经济发展鲜活经验是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活水源头。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需要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的应用经济学。“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当中一些重大的课题都需要应用经济学的研究。

再次，数字经济将成为战略制高点，亟需理论创新和实践引领。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底层运行的基础逻辑和效能。数字经济已经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数字的资产化、经济化以及数字再生产化，都在实践场景中不断进行，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二，学科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应用经济学之“变”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经济重要论述，为应用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指导思想和遵循。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学在总结改革实践经验中不断提炼升华。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十四五”时期建设发展等，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应用经济理论体系创新，加快促进新的知识体系的生成与变革。

另一方面，新文科与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对应用经济学提出了新要求。过去，一些以西方经典概念、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一些观察、思考和观点，由于忽视基于我国自身文化传统、制度环境和社会实践等深刻认知和全面考量，难以反映并引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无法针对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面对新的发展愿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应用经济学要守正创新，坚持“四个面向”，努力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理论、方法，这是国家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应用经济学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这种大格局大视野背景下，应用经济学及学科应如何在识变的基础上应变和迎变呢？从学科角度，做好应用经济学之“化”。我认为——

第一，从认识论视角来讲，应结合时代发展趋势，树立全方位的系统性视野，通过系统性分析和全局性站位寻求破解重大问题的症结，全方位多视角开展问题研究和规律探索；应加强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明确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标准，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经济学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教材，建立一套适应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应用经济学教材及体系。

第二，从思想论视角来讲，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学术理论研究，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基本实践，围绕影响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学习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和其他学科研究分析范式，继续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实践问题研究，着力构建新型应用经济学的评价标准和联合智库，发挥智库更大作用。

第三，在方法论视角来讲，要坚持跨学科的研究分析方法，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雄厚基础，推动应用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历史文化学、心理学科等交叉融合，有机融入多种工具综合运用分析；要以数字化尤其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对旧的范式的反思，推动应用规范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制度比较研究与历史分析研究相结合等，形成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范式。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应用经济学面对新的使命，只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美美与共、携手共进，应用经济学就一定会有新的更大的作为，就一定会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阔步前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