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院教授孙久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题为“新阶段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的文章，原文如下：

新阶段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在新时代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总体环境有所变化，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全球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再平衡重要阶段，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深度调整。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提出了新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有待深化细化

总体来看，我国区域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东西部发展差距处于可控范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于东部地区的趋势已形成并将持续一定时间。东部地区产业体系完善、产业层次较高、民营经济活跃，综合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较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特点使其更易受外部因素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抗风险能力明显偏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资源丰富、劳动力优势明显、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突破之地。二是南北差距正不断扩大。尤其是2010年以后南方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指标均超过北方。比如，2021年上半年的全国十强城市排名中，仅剩北京一个北方城市，天津已退至11位。但是，南北差距到底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还是一个短时间内的变化，目前还不明朗，需要进一步观察。三是区域合作和联动发展更加深入。我国区域开发开放由沿海向内陆向沿边、由东部向中西部不断扩展，在新形势下，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继续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排头兵作用；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深入开展。随着东中西良性互动不断增强，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四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加速形成。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与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化，区域开放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为了稳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当着眼更高层面、涵盖更广领域，立足突出问题、重点区域，缩小政策单元，实施差别化经济政策，不断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统筹谋划区域协调新格局，进而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细化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必然选择。从现状来看，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地区间无序开发问题仍然存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板块利益格局日趋固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和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同时，区域发展与全球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与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战略、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互动融合更为紧密，以“四大板块”为主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要求，必须立足新形势的需要对其内涵、层次、着力点等予以丰富和完善。

区域发展转向创新驱动

进入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动力发生新一轮的转换。一方面，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传统要素对区域发展的驱动力递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区域发展的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动力面临着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体现为更高层次、更为系统的动力转换。

在经济下行和资源约束的双重限制下，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目标，转向了建立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健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健全区域发展保障机制等八个新方面。同时，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规制中，更注重针对微观主体，强调跨区域和次区域的规划，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向。以往的区域发展动力源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驱动，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带来的快速增长。而在这一阶段，传统要素的边际产出降低，对区域发展的动力有限。同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逐渐被第三产业超越，同期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则呈现上升趋势。而需求、投资、出口传统驱动区域发展的“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随着传统发展动力的衰竭，区域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其实质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表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业升级、高端制造业发展，以及城市化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此外，我国区域发展的核心始终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经历了由点扩展到沿海经济带最后向内陆延伸的过程。由此也大体绘制出区域发展动力转换的空间路径，即京沪极点—东部沿海轴带—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模式。具体来看，区域发展动力早期集中在京沪等大型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带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力，并持续至今。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战略的提出，区域发展动力向内陆延伸的速度加快，但这一延伸并非均质。中西部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以及受沿海地区的辐射程度，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部分省份能够享受更多的要素投入和产业转移，其经济实力增长更快，逐渐形成区域核心，进一步拉开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一趋势也成为新发展阶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

加快特殊类型地区发展

所谓特殊类型地区，主要是指老少边贫地区，以及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地区与生态退化地区等。“十四五”规划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地区的支持力度，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等指向明确、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这些新的部署，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国情、应对时代课题的战略安排，也是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我国老少边贫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不利、经济基础薄弱，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维护贫困地区群众生存权、发展权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在老少边贫地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因此，在发展新阶段，必须进一步提升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加快交通、水利、能源、信息和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要特别重视沿边地区的发展。70多年来，我国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遇到诸多问题。比如，沿边经济发展的外生性和不确定性仍然显著，沿边经济发展政策的差别化、针对性和倾斜度不足，沿边地区与毗邻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等。沿边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尤其是内陆开放的直接窗口，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把握和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结合扩大沿边开放的实际需要，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扎实推进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助力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